4月26日，中办国办发布《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这是首个专门针对“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中央文件。依法维护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为“新就业群体”提供精准化、精细化关爱服务，文件作出哪些部署？怎样提升“新就业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期《新闻1+1》连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深圳市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冀小平，带来分析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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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专门针对“新就业群体”的文件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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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 张成刚：这份文件规格非常高。从文件本身的政策语言表达来看：
首先，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给“新就业群体”一个定位。“新就业群体”是我们国家劳动力市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相当于承认了我们在新就业形态、“新就业群体”发展过程中逐步扩大的趋势。
第二，从规格上来讲，我们过去在新就业形态治理方面也发布了一些指导意见。这一次是从两办的高度将过去散落在不同领域的意见整合成一个系统性的框架。
第三，这个指导性的框架是对未来新就业形态长期发展的指引，也意味着新就业形态从劳动治理问题上升到社会治理问题，意味着这个群体未来会成为社会治理重点的关注部分。
如何平衡“新就业群体”的灵活性和用工管理的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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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成刚：灵活性确实是新就业形态有吸引力的一个点，很多劳动者也是冲着这个灵活性来的。这种灵活性同时也会带来收入的不稳定，或者是导致风险得不到保障。
这一次《意见》提到，要贴合“新就业群体”的实际需求进行责任的划分。并不是说要把新就业形态向传统的用工或者是雇佣的方式靠拢，而是贴合在新就业形态实际的用工场景当中，用工方、平台方、劳动者三方之间把责任划分清楚，责任的主体到底是谁，由谁来承担相应的风险。把这样的一些问题解决好之后，就能解决大部分的劳动争议问题。
如何保证“新就业群体”对算法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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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成刚：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算法越来越成为劳动者劳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参与部分。由于平台上的订单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没有办法按照过去，由人来监督、组织、管理，只能依托算法。
同时，我们不希望算法成为一个“黑箱”，特别是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一些规则，我们希望能够更加透明、更加明确。在算法进行调整的时候，需要劳动者有知情权、参与权。
这次《意见》给到了几方面管理方式：
第一，政府的监管，对于算法要进行备案以及相应的评估。
第二，要进行相应的协商和恳谈，在规定调整的时候，要让劳动者充分知晓。
第三，也要依靠平台自觉，也把算法管理的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
怎样为深圳“跑楼员”群体更合理地派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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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 冀小平：因为“跑楼员”是市场催生的，而且是一些年龄相对较大的人从事这项工作。所以，我们平台对这些“跑楼员”，第一没有进行考核，第二对超时也不进行处罚，相反对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配送的，每单还有1毛到2毛钱的奖励。
对平台来讲，为了提高配送的效率，也为了减轻“跑楼员”的负担，他们会分成底层、中层、高层，比如配送3层到5层、8层到10层以及更高层，这样的话他们就更熟悉这个环境，配送的效率也更高。
“接力送”模式有可能进一步拓展和延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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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小平：像华强北这种模式目前在深圳全市已经有10个片区采用了，接下来我们还有进一步的打算：
横向上，我们希望把这种模式推广到更多片区。比如说在东门步行街，通过配送的方式减少骑手进入步行街，这样交通更有秩序。还有在一些大型社区，外卖把商品配送到小区门口，由物业接力送到居民家里。
纵向上，我们希望实现“接力送”与“接力取”相结合。所谓“接力取”就是在一些合适的商圈、楼宇，这些“跑楼员”从楼上下来的时候就把商家给小哥的商品带出来，直接送到小哥的手上，这样他们的效率就更高。
“接力送”模式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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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成刚：首先，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市场在不断发生变化，就业的组织形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从制度的角度来说，要适配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趋势，为这样的变化趋势保驾护航。
过去，一些社保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很多和雇佣关系、劳动关系是绑定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创新的就业形态开始出现了。所以在制度层面，我们要进行新的设计。我觉得《意见》就开了这样一个头，为我们未来长期的制度设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向。
另外一点，深圳的做法其实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在我们的发展当中，应该更多鼓励地方政府去做各种各样的试点，去做政策的创新。只有这样的试点和政策创新不断成熟，上升到国家层面的经验之后，我们可以推广到全国，让更大范围内的劳动者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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